濮存昕：进退之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发于2023.5.22总第109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濮存昕七十岁了。他每年依旧以李白、常四爷、周朴园、老舍等身份定期出现在剧场，永远气宇轩昂，风度翩翩。他也常常以朗读者的身份，在各种场合朗诵诗词与美文，中气十足地示范汉语的抑扬顿挫。但走下舞台后，衰老已经逐渐爬上他的身体，头发已然稀疏，面对面听人讲话时，他也需要侧过头，用一边耳朵仔细听，然后习惯性地思考片刻，定格在侧身的动作，仿佛在接收空气中漫长的余音。

“我今年整七十，我知道我的好时光可能还有三四年。”他有些悲观地说。这天下午，他坐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曹禺剧场外空旷的大厅里，此时窗外正在落雨，打在整面玻璃幕墙上。

几个小时后，话剧《海鸥》即将在曹禺剧场上演。《海鸥》是濮存昕导演的一出新戏，剧本由契诃夫写于1896年，这是北京人艺的第二个《海鸥》版本，由全青年班底出演。在他精力尚可的时候，他把这出戏当作献给北京人艺的最后一个礼物。

类似的话两年前他就说过一次，那时他导演了新版《雷雨》，自己也在其中扮演大家长周朴园，他说那是告别舞台前送给人艺的礼物。疫情期间，人艺演员准备在网上做《海鸥》的剧本朗读，他从书柜拿出这本书重读，读出了以前没读到的东西，决定执导。

“重读经典是人生中挺有趣的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能读出难言之隐，读出没有表露的密码，读出埋伏暗藏的线索，突然间发现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在契诃夫的剧本中读出来，就有了冲动。”

濮存昕这几年才当起导演，同时继续每年演出几十场话剧，支撑着北京人艺的那些压箱底大戏。而同一时刻，他已经逐渐往后退，将年轻人推向前台。进退之间，他迎接着自己的晚年。

重读经典

契诃夫的朋友、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投影在巨大的幕布上，流动着四季的变换，两棵巨大的枯树立在舞台左侧。忽然间电闪雷鸣，巨树轰然倒塌。发生在戏剧结尾的这一幕，预示着庄园里日常生活的终结，也象征着不被理解的青年科斯佳生命的终结。在濮存昕心里，这一声巨响也预示着，世界是可能会毁灭的。

年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爱情，是庄园里一对对死去活来的人，到了七十岁，他越来越关注到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这些内涵隐藏在契诃夫的字里行间，他年轻时根本没读懂，重读时才发现。

随着巨树倒塌，背景幕布也瞬间坠落，露出曹禺剧场舞台后面的钢架与黑暗的虚空。“一开始，我们还想在后面打出星球(的图像)，几十亿年以后，人类的轮回结束了，又开始一个新的轮回，单细胞在夕阳的浮水里生成，那个单细胞的生命却附着着曾经人类所有的精神。这是科斯佳在戏中戏里描写的景象，这样就呼应起来了。”濮存昕看向远处。

浪漫的、诗人的气质灌注在他身上。说起一件事的时候，他常常将视线望向虚空中的一个点，有时似乎是望向往事，有时是望向某种忧愁。眼神中五分专注、五分迷离，仿佛任何一件事都会让他跌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说起《海鸥》女主角妮娜在酷寒的冬天回到庄园，在前男友的门外，她进来还是不进来，濮存昕怀想起自己在黑龙江插队七年半的日子，“我能够想象到那个天气，她终于还是要进来，太冷了。”

“我们想在电闪雷鸣时，让所有人物上场看大片儿。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天翻地覆，人类毁灭的那些瞬间，我们在安定的中国，不过如此地在张望，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北冰洋融化，和我们有关系吗？森林大火和我们有关系吗？战争和我们有关系吗？世界上那些灾难性的事情和我们有关系吗？其实科斯佳让妮娜代他去讲出人类将会毁灭，我们怎么去面对的时候，这个戏就有了超脱出爱恨情仇的世俗生活的那么一点点形而上的解读。”

他的创造力仍然旺盛。60岁之前，他老老实实做一个演员，偶尔客串一名朗诵者。60岁之后，他才开始跨界当戏剧导演，执导的作品至今仅有《哈姆雷特》《雷雨》和《海鸥》三部。《哈姆雷特》是为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的孩子们导的，另外两部都是为了老东家北京人艺。

这几年，北京人艺面临着演员的新老交替。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冯远征、吴刚、徐帆、何冰等一代名演员或已退休，或临近退休，新一代演员正在接班。北京人艺近年排的多部新戏，都是青年演员挑大梁。濮存昕导演新版的《雷雨》和《海鸥》，也是希望借此帮年轻演员扶上马，送一程。

《雷雨》和《海鸥》分别是中国和世界戏剧经典中的经典，没人敢轻易去排新的版本。因为历史负担太重，改动太大容易被骂，改动太小也会被骂。但濮存昕不愿意谨小慎微地完成任务，他必须投入自己的想法，“我排的戏都是我曾经没演好的，或者是我发现了新的空间，才会冲动，才会斗胆想试一试。”

戏剧导演、“三拓旗剧团”创始人赵淼看了濮存昕导演的《雷雨》后，十分惊喜。濮存昕这一版依据的是曹禺1934年写作的剧本，而非50年代北京人艺修改的版本。赵淼感觉，在濮存昕的导演之下，人物变得更加饱满，也更悲悯，呈现出新的表达。他觉得近五年来，濮存昕反而进入一个旺盛爆发期。

“欧洲不论是莫里哀还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表达、新的视角，会跟当下产生联系，不能只有一种固定模式。曹禺先生的剧本太具有现代意义了，每年排都应该不一样。”赵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北京人艺历史太厚重，不易转身，我觉得只有他敢跨出这一步，否则后面的年轻人想突破会更麻烦。说是他的勇气也好，智慧也好，魄力也好，我觉得他是在帮大家去撞开冰山。”

至少，现在去做契诃夫的戏就是一件挺不寻常的事。“全国的艺术院团，现在还在排契诃夫的，还有哪个？”赵淼笑着说。

濮存昕或许没有想这么多，说起为什么要做《海鸥》，怎么做《海鸥》，他的回答就两个字：直觉。

弥补遗憾

《海鸥》男主角、科斯佳的扮演者是北京人艺青年演员李越，他接到这个经典剧本的时候，濮存昕并没有跟他们阐述他读到的那些形而上的意义，而是直接进入故事，读剧本，“直接就下地开干了，去感受、呈现、试错，导演在反复修正中，告诉我们他想要的这部戏剧是什么样子的。”

濮存昕希望年轻演员不要被经典压得喘不过气，也不要拿腔拿调，因为《海鸥》说的就是年轻人的故事，年轻演员可以用生命特质去体会。“他们愿意听我唠叨，那好吧，一起来。”他说。

跟濮存昕排练戏剧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他是演员而非专业导演出身，排练现场更像是演员之间的切磋和启发，而不是根据导演流程按部就班执行。演员们常常逗他，故意在他面前念起话剧《李白》的台词：“何处觅诗魂～”。濮存昕一听：“你想演《李白》啊？”然后就站起来即兴来上一段。“就像一个老顽童跟一群孩子打成一片似的，”李越说，“互相也会激发出一些新的灵感来。”

濮存昕执导的三部话剧《哈姆雷特》《雷雨》和《海鸥》，年轻时他都演过，都没演好。北京人艺的第一版《海鸥》排演于1991年，特意将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邀请来执导。1898年，《海鸥》便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后一炮而红，导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出戏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具有标志性意义，以至于该剧院的院徽就是一只海鸥。北京人艺筹备《海鸥》的时候，濮存昕已经被挑选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扮演诸葛亮，由于北京人艺副院长于是之向叶甫列莫夫的推荐，濮存昕拒绝了电视剧，专心当起《海鸥》的男主角。

回想起来，他觉得有些后悔，只是把它当做了一次普通任务。这些年过去，他忘不了叶甫列莫夫常常流露出的一种眼神，那是一种清高，觉得中国戏剧“太差”，印象里只有《三岔口》和《大闹天宫》。那种微妙的情绪让濮存昕受到了刺激。叶甫列莫夫希望演员完全听自己的指导，有的演员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演，两人再也没说过话。

叶甫列莫夫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1991年8月19日，苏联解体的危机出现了。那一天，濮存昕在叶甫列莫夫的眼神里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失望。

叶甫列莫夫回国之前，北京人艺的同事们从家里拿来面粉，为叶甫列莫夫包饺子送别。按照苏联人习惯，他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告别。他对濮存昕说，你是一个聪明并且努力的演员，如果你懂得了内心惊涛骇浪，而表面平静如水，你就成为好演员了。

濮存昕当时没有听懂，依然浑身使劲儿地演。直到数年以后，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作室，因为没有太多资金，经常找熟识的濮存昕帮忙。濮存昕跟着林兆华排了好几出戏，才渐渐懂得叶甫列莫夫的那句话，叶氏留下的一句“禅语”，最终在林兆华这里得到回响。他在诗歌朗诵中也践行着叶甫列莫夫的忠告，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的抒情长诗，可以完全不需要肢体配合。

后来，濮存昕两次到访莫斯科，都去了叶甫列莫夫墓前看他。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办公室里挂着四幅人像，前三幅是百年前的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最后一幅就是叶甫列莫夫。“我非常怀念叶甫列莫夫，我一定从他的眼神中看到过对我的失望。”他如今回忆道。

叶甫列莫夫是在《海鸥》演出三天后离开的，而这出戏也只是惨淡地演出了两轮就封箱了。于是之很纳闷：“这么好的戏，怎么不上座？”

自从5月1日首演以来，新版《海鸥》场场满座，这当然也得益于今天北京文化消费的火热。濮存昕挺高兴，现在有这么多的观众关注北京人艺。他的导演阐述只有短短两句话，第二句谦卑地说：21世纪，我们为这部话剧经典完成了一次舞台习作。

“让他们往前走”

除了在北京人艺的工作，濮存昕这些年还将很多心血投向西藏。2017年，他接受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参与上戏第六届藏族班的教学。这是一个四年制的表演班，他每年都会花时间跟藏族学生们在一起。藏族学生十分投入，演情侣吵架，抬手扇巴掌毫不含糊，挨了巴掌继续从容地演，濮存昕为这份真切所触动。毕业的时候，他给他们排了毕业大戏《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排了汉语和藏语两个版本，毕业时公开售票，是上戏毕业大戏中首次公开售票的话剧，引发小小的轰动。全班22个学生原本最多只有15个可以进入西藏话剧团，戏演完后，西藏话剧团借来几个编制，将整个藏族班全员接收。孩子们找到了好工作。几个月后，他们在拉萨演这出戏，把濮存昕请了过去，他看到孩子们的父母高兴地涌入后台，由衷地欣慰。

连续几年深秋，戏剧导演、“三拓旗剧团”创始人赵淼总能在大凉山见到濮存昕，他们同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发起人。四川大凉山是脱贫不久的少数民族地区，濮存昕觉得这里需要更好的文化资源。作为第一发起人，他利用自己的能力为大凉山送去戏剧，每年都有几十出戏剧在大凉山上演，包括北京人艺的话剧。

在大凉山，赵淼对濮存昕的两次“后退”记忆颇深。第一届戏剧节在邛海边举行开票仪式，濮存昕领着所有嘉宾和专家往后退，让100多位戏剧人站到前面；另一年戏剧节闭幕式上，请来了大凉山本地的老艺术家，濮存昕也让嘉宾退后，将麦克风交给老艺术家们，将文艺演出改为老艺术家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们给他们摇旗呐喊，他们是舞台的主角，让他们往前走。”濮存昕经常这么说。

将近20年前，北京大学生戏剧节和北京人艺青年处女作戏剧展上涌现出一批年轻戏剧人，濮存昕几乎是台下出现频率最高的戏剧前辈。在年轻人眼中，濮存昕是明星大腕，是德艺双馨的前辈，是一张正气凛然的国脸。但他常在黑暗中流连于北京人艺小剧场、先锋剧场、9剧场等小剧场中，看年轻人演戏。看不懂新的表达方式时，他会去问，听他们的想法。受过他帮助和关注的年轻人不计其数。

他在这些“野生”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创造力。为大凉山戏剧节做策划时，他提出的标准是：自由的、多样的、最有活力的。“不能只有‘苏州园林’，要有原始森林，让杂木林在荒原里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人才了，现在年轻人中有好苗子。”他说，“只种一朵花、一棵草、一棵树，就不存在生态，需要自由生长，需要最原始的生态。”现在全国各地陆续兴起的戏剧节，在他眼中是“初级阶段的生态”，正在孕育优秀的人才，但得慢慢来。

“我觉得他对剧院、对中国的戏剧有自己的想法，他实际上是在使劲儿。”赵淼说。

赵淼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濮存昕的时刻。那是1997年，在电影《爱情麻辣烫》剧组，青涩的赵淼和高圆圆饰演两个中学生，濮存昕也在其中出演。凭借《英雄无悔》《清凉寺的钟声》等影视剧，濮存昕正当红，赵淼和高圆圆早早就期待见到他。他们第一次见到濮存昕时，拘谨地站在一边看着，不敢吱声。濮存昕主动上前跟两个孩子说话，让他们别有距离感，不用紧张和陌生。赵淼对他儒雅的微笑记忆犹新，20多年过去，他觉得濮存昕在这一点上丝毫没变，依然对所有人儒雅、平等。

但70岁的濮存昕已经变了很多，他不想总站在舞台中央。他在北京人艺生活了一辈子，他的父亲苏民是人艺第一批建院演员。曹禺剧场旁侧的首都剧场建于1956年，只比他小3岁，他从小在首都剧场的后台长大，又在舞台上度过了半生。

“人生中有这么多奇妙的瞬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样式，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是一段历史。人们的痛苦不尽相同，快乐也不一样。”再读《海鸥》，濮存昕读出了新的意味。

雨已经停了，太阳在傍晚猛烈起来，天空蓝得不真实。过不了多久，观众就将走进这间剧院，等待《海鸥》开场。年轻人在台上演，濮存昕会坐在台下看。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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