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近些年来，诸如敦煌学、西夏学这类的“冷门绝学”反而成了媒体常见的“显学”。这些“冷门”研究之所以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新史料，也就是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等文献。
【资料图】
黑水城西夏文书
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珍贵史料却并不保存于国内。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为例，目前英国所藏的卷数最多、内容最长；法国所藏的最为精美、完整度最高；俄国所藏号数最多、涵盖面最杂，反而是中国所藏的敦煌经卷最为散乱。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敦煌文书曾遭到了“探险家”的大肆掠取。但令人费解的是，总有一些人为劫掠中国文物的“探险家”辩护，甚至有人说，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先道歉，再致谢。受害者要感谢加害者，为何会有如此奇谈怪论？那些“探险家”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略谈己见。
欧洲人的中国“探险”
说起20世纪初深入中国西北的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或许最为耳熟能详，也最富争议。但事实上，斯坦因只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大致同一时期，还有伯希和、斯文·赫定、罗佛、勒柯克、大谷光瑞等队伍在中亚活动。而且他们的“探险”不止是个人行为，还蕴含着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比如斯坦因的身份是英属印度的文化官员，伯希和则受法国远东学院的资助，充分显现了那个年代英、法两国的关系。
这些人虽然来历不同，却存在诸多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以“探险”为名头申请进入中国。直至今日，人们也经常称这些人为“探险家”，并将他们的活动称作“中亚探险”。
但若仔细考究，所谓的“探险”，恐怕不能完全成立。且不说敦煌这种汉代就已经设郡，清朝早有州县的地方根本就不需要探险，即便是在南疆大漠，清朝的军队、官员也早已深入，同样不需要洋人们万里迢迢来探险。就算是进入了沙漠，这些人也是请当地人引路。如果他们真的是探险家，怎么没有探出几条没人走过的新路、找到几条未被发现的河流？因此，所谓的“中亚探险”，只是他们给自己的美化罢了，直至今日还在使用，实际上多少有些不太合适。
其次，相较于以金银财宝为目标的传统寻宝队，这些“探险队”的目标主要是新疆、甘肃与内蒙西部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古籍。比如西域诸国遗址，就尤受这些人的重视。斯坦因就在他的三次“探险”中发掘了托古雅、安德悦、尼雅、米兰、楼兰等一大批遗址。敦煌文书、寺庙壁画也是他们共同的喜好，正因如此，这些“探险家”也是竞争者。
斯坦因所拍的敦煌藏经洞
第三，组织“探险”活动的人大多是专业学者，接受过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的训练。斯坦因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担任过英属印度的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伯希和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长期负责收集中国传统文献。日本大谷探险队的领导者大谷光瑞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是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也绝非等闲之辈。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很善于包装个人形象、美化劫掠行为，尤其注意争取当时中国人的支持。比如斯坦因第二次入华时，在喀什物色了职业师爷蒋孝琬当秘书。谙熟中国官场规矩，又有深厚古文功底的蒋师爷在此后的所谓“探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伯希和能够早早地了解莫高窟藏经洞的消息，则是因为结交上了清朝伊犁将军长庚。
总而言之，在一百多年前，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日本人不远万里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并不是真的为了探险。而是奔着珍贵的文物古籍而来，称他们为文物发现者、搜集者、劫掠者或许更为合适。
各显神通，掠夺有道
翻看当代学术史，诸如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将他们称作“劫掠者”，可能会让有些人心生不快。但就行为而言，他们确实当得起这个称呼。斯坦因的三次探险之旅，前后掠取文物超过万件，到底有多少，他自己都未必数得清，以至于大英博物馆中专门有个“斯坦因密室”。
“斯坦因密室”中的敦煌被盗文物
伯希和的“探险”名声虽然不如斯坦因，但收获却毫不逊色。由于具有扎实的汉语基础，伯希和挑选文献的眼光比斯坦因更好。仅从敦煌莫高窟一处，伯希和就带走了六千余种文书、二百多幅壁画与各种文物大多是精品，成为如今法藏敦煌文书的精华所在。
为了搞到这些文物、典籍，斯坦因、伯希和手段百出，总结起来无非是“连哄带骗”、“威逼利诱”，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实在不行就花钱、迂回。比如斯坦因为了获取敦煌文书，先自己贿赂王道士，继而又坐镇安西，遥控手下攫取文献。根据学者的统计，斯坦因通过第三方骗取的敦煌文书比他自己拿到的还要多。
敦煌“王道士”
实际上，若仅就行为而言，愿意“曲线作战”的斯坦因、伯希和已经算得上是“体面人”了。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就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劫掠。他们所到之处，但凡是文物、壁画，能抢则抢，能挖则挖，反正不能留下。对于埋藏在地下的文物，日本人没有耐心挖掘，而是欺骗怂恿百姓胡乱开挖，继而以廉价坐地收购。
有学者认为，大谷探险队的疯狂盗掘比之于任何西方探险队更甚，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与洗劫。而且，大谷探险队没有完整公布过劫掠名目，故而直至今日，日藏敦煌文书也以“最神秘”而著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收获极丰，仅第三次探险时就在吐鲁番就窃取文物七十多箱，重达半吨以上。
无论是挖的、抢的、骗的，还是买的，这些“探险家”拆散文献古物的原有样貌，盗掘遗迹现场都是对文化遗产的重大破坏，更是中华文明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对于掠夺者，或者说破坏者而言，他们的收益可就大了。且不论其中的经济价值，文物、文献的研究价值就足够这些人享誉至今。
